距离朱哲琴那张被称作“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唱片”—《阿姐鼓》已过去21年，在这长长的21年历程里，她四处游走，用自己个人的体验，不断丰富和创造更大的生命价值，无论是以深入少数民族村落收集的音乐为原始素材创作的《月出》专辑，还是针对中国传统工艺做的新探索而创建的“看见造物”品牌，她所做之事的核心意义都在于：保护与传承中国的民族文化。但对朱哲琴来说，这并非是一种身份的选择或者是使命，她只是在回应自我精神世界里的那一声声召唤。

精神空间比物质世界更真实

朱哲琴有一张棱角颇为分明的脸，加之眼神锐利，让她整个人显得很坚硬，她的朋友翁菱曾经这样形容她的坚硬:“是那种艺术家的硬，追求完美，对自己有要求，内心很激烈。”但她的声音却是极为柔和甚至是平淡到没有起伏的，让你几乎听不出情绪，恰恰是这样的声音表达，让你看到这个内心激烈如火的人强大的精神世界，而这，正是她个人的成长。朱哲琴从小就认为，除了我们看得到的物质世界，还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精神空间，“那个世界更让我着迷，人不仅仅是在跟现实打交道,我觉得至少有两三个维度空间在同时进行，比如此刻，你正在对我进行采访，同时还有一个特别不具备现实感的空间存在着，如同这种光线给我的特殊感受，它没办法用语言或现实中的某个具体事物来表达。去年我做了一个声音展，初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被现实所束缚，但真正对人有影响的是那些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，它跟音乐非常相似，是一种能量，也可能是感觉，它对人、对世界起到了更决定性的作用。”

相比于用眼睛看，朱哲琴觉得用耳朵听到的世界更真实，“生命的一切都是从听开始，不是吗？当我们还是一颗种子，在母体里不能动，甚至还没有心脏手足，还没睁开过眼睛，我们就用‘听’来印证生命的存在，那是从无知到知觉萌发的初始。当我们还不能看、不能喊、不能摸、不能走之时，是先用听来认识了自己。”

出生以后的朱哲琴，因为严重过敏的体质，小时候总是在生病，她记忆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家里听收音机度过，而那台收音机是她父亲亲手制作的，“每次我都特别好奇地看着指针，想像它的后面站着什么人？他会说话、会讲故事、会唱歌，我总在想，什么时候我才能把这个小人儿找出来？”

朱哲琴在广州市委大院里出生、长大，父亲是中国第一本自然科学杂志《科学世界》的主编，虽然家里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，但并没有人擅长音乐，这台收音机算得上是她歌唱生涯的启蒙老师。7岁时，朱哲琴自己报名参加了少年宫的小云雀合唱团，据说，当时4个声部，无论哪里缺人她都能顶上。18岁，她考入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因为爱好唱歌，她每个周末都去当时著名的“东方音乐茶座”串场，唱两首邓丽君的歌，有时也唱蔡琴的歌和英文歌。1989年，朱哲琴带着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，参加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并赢得亚军。毕业分配时，她拒绝了广州市某中学的工作，变成一个“自由职业者”，那年是1990年。

90年代初，朱哲琴来到北京。音乐人黄燎原回忆起最早见到她时的印象，“爱说话，爱辩，眼睛倍儿深邃，充满了好奇。”他觉得这女孩儿要按当时的歌路走下去，会成为国内最一线的流行歌星，而那个时候的朱哲琴尚不知道自己想要唱的是什么，但显然，她对于成为大明星不感兴趣。十几岁开始听古典音乐的她，热爱德彪西、格什温、斯特拉文斯基，《火鸟》和《春之祭》是最打动她的篇章。“但我也不想成为西方音乐的传播者，我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。”

朱哲琴果断地离开了这个圈子，两年后，她交出了与何训田合作的《黄孩子》，那是被不少音乐发烧友奉为“天碟”的第一张内地唱片，也是内地音乐人第一次对自身得身份进行探索，在西方文明价值观日益汹涌之时对作为“东方人”的自己发出意味深长的追问，先锋到让很多人觉得古怪。这个时期的朱哲琴开始渐渐寻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也是因为有了这一张实验性的专辑，才有了三年后由她亲自参与制作的《阿姐鼓》，这张专辑在全球56个国家累计销量300万张，音乐影像片在81国首映播放，成为少见的艺术上达到极高的高度、商业上也能拥抱市场的世界音乐。可是在《阿姐鼓》轰动世界以后，朱哲琴又拎起行囊，一走就是十年，她自己归结为两个原因，一是自身生活的改变，二是对世界结构认知不够，为此她踏上了行走的冒险旅程。

“生命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旅行，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个旅行者，既然来到这个世界，最起码应该经历一些事情，让自己从狭小的自我中解放出来，增加对人世的阅历、感怀、真知和感情。”

创造和喜乐是生命的全部价值

小时候的朱哲琴和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极其疏离的，她甚至是有点避世，觉得它不美，不符合自己的想像。那时候的她迷恋UFO，总是希望外星人来地球把自己带走。

“我从小就是心高气傲的人，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以前我对朋友是无所谓的态度，对父母也是。我的音乐经历也都是非常个人化的，因为我没有想过参与社会，后来，是旅行让我改变了很多，我对这个世界的苦难有了切肤的感受。苦难让我凝视和关注这个世界，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感情。”

2003年她去非洲，第一天下到地下4000米的矿井，第二天上乞力马扎罗雪山，两天之内，从最低到最高。但对她而言，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猎奇，而是那里的真实生活。安哥拉的蒙克是一个艾滋病高发的小镇，城镇已经快被坟墓掩盖，空气中弥漫着死亡气息，一个女孩子站在朱哲琴的帐篷门口，告诉她自己本来的理想是当会计师，可是战争爆发，自己和家人失散，一切都落空了。

朱哲琴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：“我的眼睛开始疼痛，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在崩溃，过去总觉得音乐是最美好的，可是音乐能改变什么？什么都变不了。这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有价值。”

之后，朱哲琴走过到处埋着地雷的安哥拉，去往克什米尔，入住的船坞前一晚刚刚发生爆炸。街上时有枪战，人们走得栖栖遑遑，然而当远处清真寺的钟声响起，所有的人都匍匐跪地。很多次，她都有死里逃生的感觉。

虚无感在那几年一直弥漫在她身上，挥之不去，在印度的瓦纳那西的一次旅行中更明显。那是在2004年，她乘船来到恒河边的一个火葬场，“一路上都特别脏，流汤滴水，四周全是原木。在火葬场的前面，有十几个焚烧堆。火葬师走到一堆跟前，用烧火棒搅和一下，里头的尸体在火堆里滚动着，就像烤乳猪一样。我当时已经失控了，喊着‘他的手和脚呢？’——当然是全烧掉了。最后，烧到只剩下一摊摊灰，一扫把就扫进了恒河。过去我曾看过西藏的天葬，那种神圣的仪式感，会让人被生命的渺小和伟大的张力所震撼。而此刻的我觉得，生命如此卑微，像尘土，到最后不都是一样的东西？”

接下来的七天，她追寻着佛陀的足迹一直走。每天都胃疼，不能吃东西，一吃就吐，忍受着胃疼和怀疑生命意义的双重折磨。那些原来以为绝对的价值，都被恒河边的那个早晨摧毁了。“我的生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。”

直到回到德里，下了火车，迎着灿烂的阳光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她突然顿悟。“我们活着时的每分每秒，这些的我们有缘做家人、伴侣、朋友和同事的人，还有我们活着所创造的一切，不就是生命的全部吗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，就是这平凡和卑微的肉体的创造和贡献，像一颗树，枝叶繁茂让路人乘凉，花朵芬芳让周围悦目，果实累累让饥人裹腹，枯萎时让街坊拾柴，这便值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完全知道了，我这一辈子活着要干什么，那就是善待生命，每分每秒，都要喜乐。创造和喜乐是生命的全部价值所在。”

多年旅行得到这个答案，也是促使她接受联合国亲善大使职位的原因。“过去的我只专注于个人的成长和感受，逃避现实，游历得越多，越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，接下来，该是我为世界做一点事的时候了。”

悲观的乐观主义者

在寻访民族音乐的过程中，朱哲琴也发现，不仅是音乐，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也在面临着失传和消亡的困境，这让她思考了很多，并萌生一个“世界看见——1+5民族文化传承”的公益计划，即以一名老传承人带五个年轻人的方式，培养传承人。而【看见造物】也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个品牌。在她看来，中国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，需要新的产业模式和力量。如果只停留在传统工艺的保留层面，一定不是长久之计，如何通过孵化成功的当代民艺原创品牌案例，把民族手工技艺发展成可供大众消费和使用的产品，形成当代民艺产业的新模式和完整生态链才是可行之策。

【看见造物】就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原创品牌，它依托传统，更是希望由此启发更多有原创性的创作，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东西带到我们的生活中。“它传递的是中国人的价值观，是我们对上等物质的理解。上乘非奢侈，所谓的上等，不是靠金钱来堆砌，而是在精神上、在制造上的优良，这才是‘看见造物’最重要的价值核心。”在这样的目标之下，这个品牌有两个产品系列，一个是“看见造物”，它针对中国的传统工艺做新的探索，在设计上走的是比较大胆和深入的创新；另一个则是“看见民生”，这部分的设计品就回归到生活中，是为了使用才去创造。

“拿2015年夏天我们推出的‘一把好扇’为例，中国人有自己的审美趣味，特别讲意境，因此这次我们就是在昆虫美学的基础上作出一系列设计，很野趣、很自由。用中国的纸和竹子这些素材，来使扇子重新回到生活中。这是典型的传递‘看见民生’品牌概念的旗舰产品。扇子是一个没有阶级、没有人群区隔，人人都能消费得起，既有中国传统智慧，又能应用到当代设计的物件，它本身又很环保，随身携带，也能传递崇尚自然的态度。”

2014年，【看见造物】米兰做了第一次品牌发布，今年会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专柜。“扇子是我们纸品开发的一个旗舰产品，接下来还会有织物、陶瓷、景泰蓝，都是正在研发和推出的产品，我希望这些原创的物件不停留在个别设计师的表达上，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奖或是做展览，它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重回到生活中，回到人们的手上，它给人传递的内容是丰富和善意的，让你在使用这个物件的过程中，能够感受到温暖、宁静和美。”每个人都向往幸福和快乐的精神感受，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往往误入崎途。在朱哲琴看来，现在的人需要自省，她觉得东方的价值观是一个突破点，对未来会有很深远的影响。

“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我认为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，都会完结，但我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，我总是能看到、感受到一个有希望的未来。我认为中国会有一个复兴的、文艺的未来，因为原创的精神、独立的价值观、完整的行为操守，我们都曾经有过，并对周边的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，尽管现在我们迷失了，可迷失不等于永远失去。纵观这个世界，变化都是起伏的，它不会恒定在一个低谷，也不会恒定在一个高潮。在物质非常强大的背景之下，人的精神空间受到了挤压，这是全球性的，但我觉得同时会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。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非常粗浅的，我们也许可以借由技术的革命，解决基本的物质时代的需求，才有可能给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个更宽广、更有活力的艺文空间，我坚信是这样的。”

来自《TARGET》杂志

编辑/采访：李沛伦

文字： 沈多

化妆： 宋洋

摄影 ：郑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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